民盟辽宁省委副主委，辽宁省人大代表，沈阳市政协常委，沈阳理工大学教授 巴俊宇

  建立良性的政商关系不单是态度和作风问题，而是利益和立场问题；研究政商关系首先不是要研究怎么刻意搞好二者“关系”，而是弄清什么是“政”？什么是“商”，二者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搞不清，说得再多都是表面文章，说得再热闹也是，说的再煞有介事，也都是逻辑上极其严谨，理性上及其随意修辞，老百姓会说我们是瞪眼说瞎话。

  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既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既是个社会管理公共行政作风问题，还是个地域社会文化问题；既是个全国普遍性的问题，也是个东北地区特殊性的问题。说它是经济问题，要弄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怎么样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企业扮演好运动员的身份，还权与社会，还权于市场主体，做到不越位，防止不作为和滥作为，更不能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说它是政治问题，它还是个涉及中国执政条件下，政府如何体现执政为民，积极而公平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基本态度和立场。说它是政府工作作风，公共行政质量与效率问题，新型政商关系首先体现在政府工作态度和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说它是地域社会文化问题因为它还和东北的原土著多民族杂居游牧民族和近现代移民的人口构成特点及少数民族特质文化有深层的必然性联系。说它是全国普遍性问题，无疑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题中之意，说是东北地区特殊性问题，是因为东北野蛮、腐败的政商关系现状慢慢的变成了全国之最，基于上述理论思路作如下几方面深度对策性的思考与的探索。

  东北经济，人们习惯说是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其实说体制机制问题本质是受计划经济影响的权力经济制约区域性市场经济的发育。可这方面人们强调了地方政府权利刚性约束，却忽略了国家层面对东北在财税、资源和市场配置等方面权力约束对东北地区的负面影响。忽略了市场化背景下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资本约束，不对等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发展等。由于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使东北经济极度恶化，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们期盼的规范市场经济环境无法建立，政商关系恶化到极致。

  1、重新全面看体制问题，体制即高度集权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东北经济，强调地方管理体制僵化，地方国企僵化，可没人去谈国家现行的管理体制，特别是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制约东北经济的重要因素。

  2、重新客观看机制问题，机制问题，即东北市场化程度约经济发展。可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关系并非线性，更非直线性关系。除了市场化外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人才、国家战略、重点项目、财政转移支付等更是制约不平衡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国家和这些地区没有去反哺过去支撑起经济东北传统制造业和资源输出型的东北经济，反过来倒是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入或资本输入，也就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与东北开展不平等的竞争，实则是另一种形态的“剥削”“掠夺”。

  3、重新理智看结构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至少需要20年。而我们恰恰错失了20年的战略机遇期， 2003年第一轮的振兴东北战略没取得根本实质性的效果，除了国家发展的策略的格局没有覆盖东北，政策的不到位原因外，也和地方执政施政者的急功近利的短视有很大的的关系。在总量落后，产业附加值低下，背景下，地方权力使用者因政治预期和利益驱动，在GDP导向中，以投资拉动的增量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演化为攀赶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出卖地、引资、企业并购、扩大固投以获得一次性税源和财政收入增加，GDP增长为地方经济主要行政样式和目标。中长期的战略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改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新型工业化的问题被忽视。这种政绩、GDP导向的发展，不仅掩盖了许多社会矛盾和历史问题，同时也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浮出水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减收与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加剧，金融与产业融合缺乏驱动机制，长期资金市场发育迟缓的短板日益明显。这种由于地方官员短视而形成的粗放、外延式、掠夺式开发的增量增长和虚假发展，果然在后来暴露出来，以至于在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背景下，深层矛盾逐渐在更加恶化中显现，最后经济提高速度全国垫底，又回到了原点。

  2003年第一次东北振兴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享受的绝大部分政策慢慢的变成了全国普惠性政策，政策扶持效应在递减；从内部动力看，长期制约其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及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解决。假如没有新增长动力，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速度放缓很可能进入一个长期的平台期。从莫种意义上讲我们错失了20年东北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振兴发展的机遇，今天我们重新思考振兴东北，必须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这些深层矛盾，而东北政商关系的恶化，市场经济体制下规范理性的政商关系所以迟迟建立不起来正是在这样内外矛盾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思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对策，前提是在中央新一轮东北再振兴中实现结构的切实转型，体制机制切实完善和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制度设计的最初指导思想，发源并服务于早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以及后来一直推行的“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化发展”的政策战略。导致中国维系“二元体系”难以打破，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差别化发展导致歧视性管理和社会普惠无法实现。

  改革初在“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实行区域财税大包干，导致了中央财力空心化，地方苦乐不均。为了改变此况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主要是收钱收权。而彻底扭转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格局。财权的上收，自然中央对地方也有了更大的指挥权。但这次改革主要为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改革并不彻底，遗留了不少题，其中地方苦乐不均问题反而越演越烈，问题症结与核心在于财权和事权并不统一。由于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划分不合理、不统一，负面影响最大的还是东北。继80年代财政大包干，发达地区赚的盆满锅满后，中央财政还得去向东南沿海富裕地区借钱。90年代分灶吃饭后，东北正值“东北现象”显现和国企改革的历史压力，结果中央拿大头70%，地方留小头30%使东北经济每况愈下度日如年。

  在财政预算内支出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支出之比为15∶85。大量公共事务由地方政府承担，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等，倒逼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扭曲，腐败寻租比比皆是，政商环境每况愈下，与民争利时有发生，经济运行和发展质量愈来愈低下。

  在各地苦乐不均，财权事权不对等背景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全部划归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金娃娃、摇钱树、聚宝盆和救命稻草。据统计，201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11个房地产相关税种税收占当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的81.7％。而土地财政贡献了地方财政收入的35.63％，与土地、房地产关联的税收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已接近28％。可见其之间的线年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之比，平均为49.74％，可以说支撑了地方收入的半壁江山。

  既然土地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政府的效能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这一块，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地方政府为了竞争企业落户，拼命向公司可以提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企业则从收益中划出更多的财富反馈地方。地方政府其实在变相帮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同时赚取差价。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光卖土地还是跟不上发展的速度，而大肆举债，但是一方面财政和地方倒挂，地方上钱少建设任务重；另一方面基建项目投资大时间长，地方债务偿还期限却过短，造成短债长投。于是长期资金、时间、资源的错配。这也导致了银行坏账越来越多。

  地方债不仅丧失政府本身的信用，还承担了相关国有银行、企业等债务的信用风险，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金融机构的关系错综复杂，可能从道德风险演变成信用风险、债务风险、甚至系统风险。地方政府迷信市场，把本属于政府承担的大量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如教育、医疗等，造成举国上下没有不可以“买”，没有不可以“卖”的现象，公共性服务大打折扣，弊端自不待言。可见探索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应该结合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和地方转换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探索深层对策。

  政治体制完善和改革滞后和不到位，政治生态恶化，也是东北政商关系恶化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政府改革不到位，利益部门化，权力寻租化，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一些执法机关公权力极度夸大化，甚至公权力私化。

  人大、政协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越发形式化，行政化。人大、政协包括党派和其他统战性组织越来越行政化趋势。党政机关正厅级领导干部到退休年龄实行到人大政协“过度”的安排，不知道是东北特有的还是全国惯例，造成人大、政协履职中的“暧昧”现象。

  政协组织三大职能中，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渐渐出现职能缺位，只剩下参政议政职能，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缺位运行，市政协越发像智囊组织。

  人大制度设计极其完善，但运行却是另一回事儿。比如咨询案、否决案等，几乎不也许会出现，有的制度设计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成为空文。人大代表产生机制问题，和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慢慢的受到社会质疑和诟病，制度设计中没有专职代表，都是兼职代表，由于都是与各行业、组织、利益主体关联，代表的政治严肃性、客观性都有所限制。代表现在工农代表慢慢的变少，下岗职工作为特定群体缺乏政治席位，经济界人士慢慢的变多，一些不法商人不惜通过贿赂谋求红帽子为其敛财服务，贿选现象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有的人大代表利用职权通过“个案监督”干预司法，客观上 “ 绑架” “干扰”司法审判机关，有的经济案件，当事人双方都动用人大代表干预，结果照成双方各自请来的人大代表“打了起来”，成为鲜为人知的深层腐败丑相。凡此都需要深入而切实关注和重视，并得到改革与改善。

  在现有体制下有效的民主监督和依法监督无法体现，“一府两院”面对人大、政协的监督不是努力的改善自己工作，以期更完善。而是千方百计通过“联谊”“考察”“宴请”“感情沟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联络代表委员，以换取等多人大代表赞成票和政协委员的赞同话语权。

  派并不能按照委员会制运行，反之越来越像行政长官负责制。由于体制制约，派主委与驻会副主委关系恶化矛盾突出已成普遍现象。兼职副主委作用发挥不够，班子民主集中制难以有效体现，各派在商业化和行政化的冲击下传统和特色逐渐消亡也已成普遍性问题，严重影响其发挥参政党的监督作用，凡此必须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及各级统战部门重视。

  凡此都是由于民主监督，依法监督缺位以及制度性缺憾造成的东北政商关系扭曲化、腐败化。“4.30”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就是重要例证。探索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要强化反腐败力度，除了党委政府外，更要关注人大政协及社会政治腐败问题，完善人大、政协我国根本政治和基本政治制度，发挥依法监督和民主监督作用。政协政治协商需要切实体现，民主监督不能缺位。人大依法监督要更加切实有效，并且在现有人大代表产生机制背景下，单纯的表决票也没办法保证合法性前提下的合理性、科学性，因此就需要增加专家型人大代表，在人大常委会项下或人大专门委员会项下组织有专家组成专业咨询审查机构作为科学支撑。总之要准确履行人大基本权力职能，全面落实政协三大职能，做到不越位更不能缺位。

  东北常常扮演人家偷驴自我们拔橛子的角色，地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太深，审批权下放缓慢，发“路条”的少，设“路障”的多。发达地区政府管理与执法部门以扶持公司发展为己任，东北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尤其基层执法部门对企业大有猫捉老鼠的感觉，在先行先试的改革大潮中，东北常扮演“人家偷驴自，我们拔橛子”的角色，有些甚至有回潮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苗头，前些时候沈阳上演的满城尽是卷帘门就是最好的例子。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浮出水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减收与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加剧，金融与产业融合缺乏驱动机制，长期资金市场发育迟缓的短板日益明显。与发达地区差距慢慢的变大，观念越来越落后，官本位越来越严重，、官僚主义盛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范政府公共行政机制没有切实建立起来，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化。

  投资环境恶劣即使东北经济衰落的成因，也是东北政商关系恶劣的重要表现。有人尖刻的调侃东北投资环境：大企业跑了，小企业死了，不死的也学坏了，不大不小的都进政协人大了。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体制僵化，行业垄断，人浮于事，大量亏损。本土民营经济都被国企“带”坏了，不仅产业产品跟着国企配套，连市场开发，运行，作风都被国企带着走，民营经济活力被压抑扭曲了。市场不发育，不规范，市场体系或不完备、缺位或低端。野蛮，强权，暴力，土匪式的权力导致政商关系及其恶劣。凡此虽然尖锐，但却很有针对性。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结合政府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行政职能运行机制。开展我省公共行政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建设，没有评价指标，一切都是忽悠，政府工作报告是依法向人大报告，报告事项，标准，评价，模本，样式，数据都是依法而标准的，不是为了争取掌声的演说，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更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政府切实转换职能，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政府要准确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不能既做运动员还要做裁判员，减少对经济主体的直接干预和直接参与经济比重。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弱化权力审批，强化政府社会化协调合作，促进工商联及各行业协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发挥其应有作用。

  巴俊宇（巴兰）当代著名诗人、著名经济学家、知名文化学者、著名书画家。辽宁抚顺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做过工人、刑警、文艺创作员、大提琴演奏员、大学教授。

  巴俊宇青年时期70～80年代曾以巴兰笔名从事文学创作，在《诗刊》等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等数百篇，出版个人诗集《巴兰诗选》等，其诗歌充满激情而折射人生哲理，略带伤感却爱憎分明，忧郁的情怀中透着对美好理想的迷恋和追求，被誉为郁达夫第二。著名诗人艾青评价巴兰：在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充斥的文坛里，挺拔一枝哀哀切切又充满深邃哲思的诗的新秀......。巴兰诗流传不多，却很有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1978年高考制度恢復後考入大學，1982年畢業遼寧財經學院，後於香港大學進修。此後在大學執教，從事經濟科學教學與研究30余載。

  多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媒介及国际会议上发表了3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文集、教材和工具书等专著30余部，其中23项成果荣获国际、国家及地方各级奖励，主持过国家、省市级重点课题研究，并获国家、省、市科学技术进步等有关奖项，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巴俊宇歷任瀋陽財經學院經濟管理系副主任、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瀋陽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瀋陽理工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 歷任遼寧省委省政府第三屆、第六屆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遼寧省十一屆人大代表；民盟遼寧省委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屆副主委；瀋陽市政協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屆委員、常委和歷任經濟委員會、科技委員會、提案審查委員會副主任，皇姑區政協八、九屆常委、副主席，大東區十、十一屆政協副主席等社會職務。

  现任沈阳理工大学教授，中国（沈阳）BRD经济发展国际咨询机构董事长兼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同时兼任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沈阳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政府创意产业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辽宁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副会长，辽宁经济发展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此外还担任盛京银行、朝阳银行、北方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等银行、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首席经济师、外部监事，中华环保联合会环保产业基金投资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董事等实业职务。

  巴俊宇长期致力于东北区域经济振兴发展的策略研究，系东北现象、沈阳经济区、沈阳挺进浑南等战略的最早提出者。多次参与国家和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政策、法规、重大会议工作报告的文件研究、论证、起草和审定工作。参与国家、省、市、区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研究与论证工作等，一些应用性成果受到国家和省、市党委、政府重视，被采纳实施，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为家乡建设，东北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其在自己专业领域获得成就和荣誉并不奇怪，作为一位专业画家其在绘画领域取得影响和荣誉也不奇怪。但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能够在绘画领域达到如此水平，取得如此成就和影响实属难得。观其充满灵动和无师自通的个性画作，使得我们不得已愈加敬重理性智者与艺术天才结合之奇葩。

  巴俊宇教授学博学多才，除了经济学专业卓有成就外，在哲学、文化历史方面也多有研究。其在文学方面造诣最深，尤以现代诗见长，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已名噪一时。此外在书画、音乐、摄影等方面也颇具造诣。被社会广誉为”当代奇才”，“关东第一才”。人送书法对联赞曰:“才高八斗半，学富五车多”。

  巴俊宇全名为伊尔根觉罗.巴兰俊宇，出生于辽宁抚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上在旗，系伊尔根觉罗巴雅喇之后裔。父亲巴恩敷系满洲国高毕业，历经满洲国，民国等时代，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过宋美龄的近身侍卫。建国后做管理干部，由于性格刚烈，为人正直，58年被打成，后半生郁郁不得志。伯父巴恩秀曾为清末民国初爱国将领张作相的副官。

  巴恩秀、巴恩敷均系满洲国高毕业，文武兼得，并是当时的知名书法家。巴俊宇自幼得到家学深厚的父亲和伯父的指导，深受家族文化熏陶，临帖数十载。尤以楷书，行书，行楷行草见长。

  巴俊宇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其书法深受家族文化熏陶，秉承父亲书法传承。童年时就迷恋国画山水，无师自通。早在青年时期其绘画才华已显露，20岁曾参加工农兵创作全国大奖赛，其获奖作品《登高峰》，一度参加全国巡回展。由于其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的才华与影响以及后来作为经济学家的成就和和社会影响，其绘画才华渐被掩盖。

  近年来巴俊宇书画创作渐入佳境，其书画作品渐渐为书画艺术及社会各界所熟知和好评。并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法国巴黎巴比松画家村等地成功举办个人水墨画（书）展，多部作品为多家艺术馆所永久收藏。其作品流入欧洲、南亚，并远传至非洲国家和地区，为上流社会及政要所青睐。古色古香仿古水墨画题书其自作格律诗，平添文韵，可谓锦上之花，成为一大特色，深受上流人士青睐，极具收藏价值。